直播带货一夜暴富「一梦暴富」

互联网 2023-03-03 13:1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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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带货第一村”淘金记

耀视纪电商学院的学员正在上课。新京报记者 王昱倩 摄

正在直播卖货的店主。新京报记者 王昱倩 摄

正在直播卖发光玩具的郑留平。受访者供图

下午3点,通往北下朱的每条路,都被拉货的三轮车、面包车围堵得水泄不通。骑三轮的人穿着拖鞋,一边抽烟,一边等着交警疏散道路。晚上,这些开三轮车的人又换上了路虎、奔驰、宝马等豪车。

这个距义乌国际商贸城2.2公里的普通村落,被媒体冠以“中国微商第一村”“网红直播第一村”,村里每个商铺里面,都会有正在直播卖货的主播。镜头前,他们声嘶力竭地喊着,“宝宝们,这是今天的最后一拨福利!”运气好的话,几千个订单扑来,商品被秒光。

店铺招牌上写着“直播”“爆款”“神器”等字样。垃圾桶上也写着“走进北下朱,实现财富梦”。全国各地的创业者奔涌进来。“这是一个空气中都充满金钱味道的地方。”一名创业者说道。

北下朱村办公室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北下朱社交电商从业人数13000余人,峰值可达20000余人,从业人员平均年龄26岁左右,以90后为主。他们为北下朱及周边创造了日均60万件的新零售订单,年交易规模近百亿元。

火热背后,一些问题也开始浮现:房价离谱式上涨、留不住网红主播人才、缺失有影响力的大品牌……一位在这里调研的互联网分析师对新京报记者说,“任何一家北下朱的店铺,都是大同小异。已经没有产品品类的概念,只有‘红不红’的概念。”在他看来,深陷这种模式的北下朱,亟须改变才能有更大的发展。

暴富梦

“欢迎所有的宝贝,进来的家人们,把红心点上!”

5月27日19时30分,北下朱村的一个家纺店,48岁的“三丑姐”架起直播环形灯、声卡和两部手机,她特意描了眉毛,涂上艳丽的口红,一手拿着话筒,另一只手臂伴着腰肢、膝盖扭动。

“三丑姐”来自吉林长春,在快手上有3万多的粉丝。在北下朱村,她还算不上“网红”。拥有几十万粉丝的主播,才勉强被称为小网红。

“三丑姐”最早的职业是出租车司机。后来离了婚,就背着音响到各地流浪唱歌。一个星期前,她嗅到了北下朱的商机。

她先是给一家厨具店卖锅,又唱又跳、唠嗑抖包袱,4个小时卖了30多个锅。为了争销量,她将价格压低20元,被店铺卖同款产品的其他主播讨伐,最终失去了这份工作。

于是,“三丑姐”换了另一个家纺店直播。看到有新粉丝进来,她使出浑身力气逗他们开心,挑眉,抛了几个媚眼。

“老铁们不支持,我在外面混不下去了,还得回家开出租车……”有连麦进来的粉丝,和她一侃就是半个多小时,她也不能表现出丝毫不耐烦。在她看来,网络主播也是“网乞”。

尽管“三丑姐”用了一晚上,卖力地推销几款夏凉被、冰丝凉席和四件套,但直播结束后,她只收到了3个订单。

走出直播间,她点了根烟,神情落寞。“我的年纪和体型,不管是服装、化妆品……卖什么都没有优势,比咱出色的年轻小美女有的是。锅和床单,只能卖一次。没有人天天要买锅的,那明天我能卖什么呢?”

与“三丑姐”相比,“星迪先生”在快手上有28万粉丝。

“星迪先生”每天都要直播五六个小时。29岁的他是湖北黄冈人,高瘦白净。

“星迪先生”喜欢在直播时讲述他的励志故事。他自述自己是一个富二代,为了理想与父亲决裂,带着1000块钱离家出走,独自来到义乌创业。

“粉丝们喜欢听你有多惨,也喜欢听成功学。” “星迪先生”说。

“星迪先生”卖过化妆品、日用百货、饰品等。他经常到饰品工厂拍一些vlog,向粉丝们展示一件饰品从设计、铸造、加工、检测到包装的过程。

粉丝对他的vlog感兴趣,就私信他带一批货。

31岁的安徽人郑留平,是北下朱最早做直播带货的人之一。

郑留平说,他和妻子每天轮流直播8个小时。“我们拿出一个暖手宝,对着镜头吆喝,‘老铁们有人要吗,六块五一个’。”

郑留平现在卖得更多的是“自有品牌”。他租了一个30多平方米的地下仓库,专门雇了几位女工,组装时下流行的发光娃娃、告白气球、羽毛发箍等。

直播时,郑留平穿着一身黑色西服,戴着粉色花朵式样的儿童发箍和一个独角兽发箍,手里拿着三个告白气球,端坐在办公室的老板椅上,“今天最后一拨福利,再不下单的就秒光了!”

他的直播吸引了各地不少寻找货源的商人。最高纪录是一场直播好几万人观看,最多的一次卖掉了几百单,一个星期赚了十多万。

什么红就卖什么

北下朱村村主任金景喜回忆,以前北下朱曾发展过年画挂历、工量刃具等产业,但都走向衰落。2010年,北下朱完成旧城改造,新盖了99栋房子,同时引进了物流产业,于是周边聚集了一批卖尾货的商户。

2015年前后,微商兴起。卖尾货的商户纷纷开始做微商。2017年4月,世界微商大会在北下朱举行,吸引了不少采购商到这里驻扎。

2018年,直播带货开始取代微商。在北下朱,一些微商直接变成了供应链商家,他们以低廉的价格从厂家购货,然后由网红主播带货售卖。

网红卖的是爆款,他们倒腾的也是爆款。通常,一拨爆款的热度持续两三个月,“没有品类之分,什么红就卖什么。”

24岁的女孩双双是北下朱的一位供应链商家。从去年年底起,双双依次卖过鲜花、酒精、口罩,最后到头盔。3月底,一天能卖300多万个口罩,20万瓶酒精。

双双最高一个月赚了一百多万。“我的合伙人赚了两个奔驰车,加起来四五百万。”

在爆款产品的市场上,反而没有什么恶性竞争的情况。双双说,“所有的商家都忙着搞货源,市场远远供不应求。”

北下朱的一家“精品围巾帽子店”被称作网红爆款诞生地。店铺主播阿利单月卖出过20万顶“卷卷帽”。

为了把一顶帽子炒成爆款,阿利设计了一个视频。她找人扮成老人,慢腾腾地过马路,然后冲过来一个年轻人,二话不说,背着老人过了马路。

视频上了热门,年轻人戴的帽子也成了爆款。阿利马上挂上帽子的链接,开直播向粉丝卖帽子,一天卖了几千顶。

爆款帽子一诞生,北下朱所有卖帽子的店也都闻风而动,卖同一款帽子。

“这里的商业信息传递得特别快。”“星迪先生”对新京报记者说,“即使你不是第一个嗅到商机的,总是跟着别人做爆款,比如头盔火爆了,那么也跟风对接厂家和货源,尽管比别人少赚一点,也能生活富余。北下朱的每一天,都是全新的、不一样的。你无法想象,明天会是什么样子的。”

郑留平说,在北下朱,人们最敏感的是钱的声音。有的人喜欢听“嘀、嘀、嘀”,打印机往外出订单的声音,也有人喜欢听撕胶带的声音。谁家在打包发货,胶带从早上撕到晚上,有的甚至到半夜,生意一定是好得不得了。

网红孵化班

5月29日上午9时,距离北下朱不足1公里的5G直播大楼,一家名叫耀视纪电商学院的课堂上,50多位学员正在上“如何用抖音拍摄剪辑短视频”的课程。

江西人刘罡是这所电商学院的“校长”。他告诉新京报记者,学院成立不到两个月,已经办了11期训练班。“传统的老师不可能教怎么涨粉、卖货,所以我们从社会上挖掘了各个电商平台的达人。像我们这样的学校,别的城市也很难看得到。”

“你是拿抖音来玩的,别人是用来赚钱的。玩和专业是两码事,我们就是让他们更专业。也许以后的直播员,就是现在的营销员。”

来上课的学员,既有带着两个宝宝来义乌创业的宝妈、开工厂的老板,也有想转型的早教幼师、学习直播带货的河南农民等。

“希望未来和同学们在大热门上相见。”一位男学员说,“今年是直播带货的大风口,我住在苏州,店在温州,厂在广州。”

课程持续7天,分为体验课、初中高级班与私教班,费用是1980元。这天的课上的是理论,讲师教的内容是“为什么要玩抖音”、“怎么快速上热门”、“哪些是优质视频”、“抖音的变现方式”……

“有个学员拍摄的短视频,下午4点上了热门,立即挂上商品开始直播,播到次日上午10点多,卖了8000件,赚了十几万。”眉飞色舞的女讲师说道,“也有的学员为了养号,管理几十部手机,一个号卖几千块钱很正常……”

另一间教室正在上私教课,屋子被窗帘遮挡得严严实实。讲师周美德是个四十岁左右的大叔,正在教学员美颜、打灯、出镜、直播话术、人设打造等技巧,“美颜不要太过度,你交的短视频作业,脸拍成了一张白纸,简直像吸血鬼……”

周美德架起一部手机演示道,“面对镜头时,切忌用跟领导汇报工作的语气。你们要把粉丝当成一个小孩,耐心地教他、喂养他。比如,‘嗨,宝宝们!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鸡蛋妙招。’这就自然多了。”

最近,郑留平很少再做直播了。他变身创业导师,给新来的小白创业者讲课,内容一般是成功史。“我经常对他们说,义乌不是满地金砖的。每个行业都是二八定律,20%的人做得好,80%的人做得不好。”

除了民间培训机构,当地政府也开始对带货主播进行规范和引导。

“我们管公司,公司管网红。” 北下朱村所属的振兴社区主任楼春说,“我们拟定了‘关爱网红十条’‘网红公约十条’,包括入行宣誓等,每一批新进来的主播都要遵守这个流程。”

义乌市政府和一家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创办了训练班,组织学员参加直播人员从业证考试,考核通过者可获人社部门颁发的电商直播专项职业能力证书。“以后你要去做主播,各个平台就要规范,没有资格证就不让你上。”一名培训负责人说。

所有人都在赌

如今,房租上涨得太离谱,是村主任金景喜最头痛的事。

“这里已经是一铺难求。”金景喜说,“今天又有几个外地商人,追在我后面要房子。我说,真的没有房子。”

金景喜说,北下朱的1200间店面早已饱和。也有的商户为了得到店面,想尽办法撬走原来的商户,硬是把房租抬了起来。

金景喜告诉记者,北下朱的房租上涨是从2018年开始的。那时,北下朱的商铺全部租出,已经没有空余的了。想来驻扎的商人,盯着谁家的租期快到了,便去和房东谈价格,有的人愿意多掏五六万块,硬是把原有的商户撬走了。“房租从原来的一年1万多,被抬到了如今的10多万,几乎是周边村的两倍。”

金景喜说,每次开村民代表大会,首项议程就是村干部劝导村民不要擅自涨房租。“大部分村民都支持,但也有的房东只看眼前利益。有时候我们真的无能为力。”

“房租乱涨不一定都是房东的原因,商户也有原因。故意抬价的商户,有些人不是来做生意的,而是病急乱投医。”义乌市社交电商协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俞寒冰说,“从另一个角度讲,房租每年都在离谱地上涨,商户们第一年经销赚来的钱,原本打算明年创建自己的品牌,结果全被房东拿走了。”

互联网分析师刘焱飞曾在北下朱调研半个多月。刘焱飞发现,李佳琦和薇娅卖的东西,过不了几天,就能在北下朱找到,而且价格更低。

“在任何一家店,网红主播都能凑齐10到20款网红产品。他们想找的,无非是‘最新的概念’,北下朱能满足他们。”

刘焱飞认为,大家都在做爆款,所有人都是在做钱的生意,快进快出,跟货没有太大关系,没有人打算打持久战。

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冒险家的生意,所有人都在赌,风险很大。“你不知道哪个东西能卖火,跟随就很重要。就像一阵风起、一阵风落,说没就没了。”

刘焱飞曾遇到一个小伙子,当时看中一款流行的发光玩具,在工厂投了50万做货。但这款玩具的热度很快没了,货砸到手里,赔了30多万。

这个新业态的发展速度太快了

跟风做爆款、一切向逐利心态看齐,这样的现象令北下朱的基层官员忧心忡忡。

北下朱村所属的振兴社区主任楼春说,在扶持优秀原创电商品牌方面,他们想了很多办法。比如,通过政府资源,帮助优秀的自创品牌拿到义乌小商品博览会的展位;把村文化礼堂改造成新品发布厅、商务会场,建立“风向研究所”等。

“直播带货是一个新兴的行业,大家都很担心前景。我们请一些大咖来讲讲,哪些政策要出台。”

福田街道党工委委员黄琦也认为,许多店铺跟风淘宝爆款,难以在网红商品中占领制高点。

“任何一个产业,一路走来肯定有一些阵痛。”黄琦说,“义乌的模式是,政府就像店小二,我们看到了这个自发形成的市场的活力和前途,有责任正确地引导和规范它,让它健康地走下去。说实话,这个新业态的发展速度太快了,很多工作我们还处在一个起步和运作的阶段,边走边试。”

“没有说我北下朱出来的东西,全国一下子风靡,形成振臂一呼的效应。当然,这可能与北下朱的小网红多,500万粉丝以上的大网红少有关。”

黄琦说,人才流失是北下朱的另一个痛点。来北下朱创业起步的带货主播,一旦有了影响力,马上跳槽到杭州、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孵化一个就走一个。”

坐拥750万粉丝的安若溪曾在北下朱搞过几次直播,几乎次次都卖断货。但是没过多久,安若溪团队就离开了北下朱,去往广州发展。

“我们给市里提过建议,例如,作为营销人才的一线网红主播,能否进入招才计划。另外,我们也正在与一些大学合作建立创业基地。”黄琦说,“作为‘直播第一村’要想实至名归,肯定要成为行业的引领和策源地,这就要靠高端人才。”

谈及北下朱的未来,黄琦和楼春都认为,未来肯定要高标准谋划电商小镇。

“北下朱已经饱和了,那么我们将孵化基地培训、餐饮休闲住宿等配套产业向周边的东傅宅村等拓展。现在他们的很多店面规模也还不错。”黄琦说。

楼春说,未来按照网红小镇的概念,他们还想在北下朱打造一条“星光大道”。“也许会吸引很多人千里迢迢过来打卡。”

在他们的设想里,村委会可以成立一家运营公司,设立广告位,和一些平台公司谈融资,兴许未来还有上市的机会。“这样很多项目就有资金运转起来。”

“星迪先生”们并不了解基层官员的忧虑。在他们看来,谁能抓住风口谁就赚钱。几天前,“星迪先生”又和朋友们成立了“义乌新地摊经济研究院”。

夜色中,淋着大雨,他和4个朋友站在“北下朱电商小镇”的招牌前,捏着皱皱巴巴的宣传单大喊,“我们整合了1000多家地摊产品厂家,为地摊人服务。”

新京报记者 王昱倩 实习生 杜萌 张逸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