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上混合动力车之后，生意出奇地好，大家都争着打我的车，人们对新能源车很感兴趣。”一位开奇瑞混合动力车的出租车司机神气地告诉记者，这种混合动力的汽车时速可以达到140公里左右，遇到红灯需要停车时，还会自动转换到电瓶模式不再耗油。“这样大约能省20%的油，就像汽油没涨价一样。”
在奥运期间，由我国企业研发生产的75辆混合动力轿车，被编入出租车队在北京市区行驶，出门打个新能源车成了街头一景。不仅这些，奥运期间北京还投入了500辆新能源汽车服务赛场内外，在奥运史上首次实现了奥林匹克中心区域交通“零排放”。这些节能环保车辆是国家“863”计划支持的自主研发成果，未来将在此基础上实施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十城千辆”推广应用行动。到时候，百姓的出行会更“绿色”。
伴随着高科技构建的生活走进千家万户，“863”这个高科技的代名词如今已经深入人心。然而，20多年前，在世界新科技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之时，高科技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还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中国要不要发展自己的高技术，曾掀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新技术革命点燃梦想
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第三次新技术革命浪潮，推动着人类社会向知识经济时代飞速发展。以信息、生物、新材料技术发展成为世界大国积极谋划发展的战略重点。谁掌握了高技术，抢占到科技制高点，谁就可以在发展中就占据主动。一时间，风云聚集，群雄逐鹿，一场没有硝烟的高技术争夺战在世界范围内打响了。
1983年，美国总统里根提出了战略防御计划，也就是所谓的“星球大战”。“从表面上看，只是个重点针对苏联军事威胁的战略防御计划，但就此计划囊括了大批新兴尖端科学技术这一点看，美国试图通过该计划的实施，促进国防科技发展，进而带动高新技术和国民经济的全面振兴，以确保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独占鳌头，最终达到抢占21世纪战略制高点的目的。”863计划倡导者之一、如今已97岁高龄的王大珩院士对当时的历史背景记忆犹新。
虽然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国内各方早已达成共识，但是应该采取什么对策，专家们分歧不小。一部分意见认为，我们也应该搞，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谁能把握高科技领域的发展方向，谁就有可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有优势；另一部分意见则认为，以我国当时的国力来看，还不具备全面发展高科技的经济实力，可以先搞一些短期见效的项目，等国外搞出来以后，可以利用他们的成果。
面对当时的分歧，王大珩心急如焚：“我从中国‘两弹一星’的发展中体会到，在高科技问题上，‘有一点儿’和‘一点儿没有’大不一样。当初中国有了核武器，对全球的战略格局就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是一次世界性的高科技发展机会，我认为中国应该把握这个机会，而且事不宜迟。”
和王大珩有着共同想法的，还有与当年他一起投身“两弹一星”工程的科学家陈芳允。他们商量联名给中央领导人写个关于发展我国高技术项目的建议书。建议书写好后，分别送到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获得者王淦昌和杨嘉墀的手上。随后，4位科学家在建议书上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1986年3月3日，一份《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呈送到邓小平的面前。邓小平看了建议后，3月5日做出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找些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讨论，提出意见，以凭决策。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国务院很快会同有关部委、院所，组织了200多名专家进行了调查论证。1986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批准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并决定到2000年前国家拨款100个亿支持863计划。举世瞩目的中国战略性高科技发展计划正式公诸于世。
由于促成这个计划的建议提出和邓小平批示都是在1986年3月，人们便习惯地称之为“863计划”。863计划开启了中国挑战尖端、以创新推动发展的新时代。
浩瀚太空飘扬五星红旗
“我已出舱，感觉良好。”今年9月27日，航天员翟志刚挥舞国旗，迈向太空，中国正式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出舱技术的国家。我国载人航天事业一步一个台阶，实现了高科技的跨越式发展。
殊不知，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就起源于863计划。按照军民结合，以民为主的方针，本着有限目标，突出重点的原则，863计划初期选择了生物、航天、信息、激光、自动化、能源和新材料共7个高技术领域作为我国高技术研究发展重点。
“1987年，中国载人航天领域成立了7个人的专家委员会，我是其中的一员，一起研究载人航天发展规划，也就是制定中国载人航天的发展蓝图。”原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王永志回忆说，当时的航天部组织了载人航天可靠性论证。但由于载人航天投入大，风险高，对于中国究竟要不要搞载人航天，专家们存在较大的分歧。这场争论一下子又进行了5年。
“一直到1992年1月，开始进行载人航天技术经济可行性论证。9月21日，党中央听取了论证汇报，整个工程才定了下来，就是现在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也叫做‘921工程’。”王永志说。
至此，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技术方案和分三步走的路线已清晰可见，这为日后航天科技的跨越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863计划的实施使我国中断了30年的载人航天重新列入了国家计划，而且瞄准了世界载人航天的前沿———载人空间站系统，这也是我国载人航天技术腾飞的新起点。
20年来，863计划在关系国家发展和安全的重要战略高技术领域，取得了一大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研究成果，缩小了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世界高技术舞台占有了一席之地，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储备了条件。
超级计算中国新速度
6月24日，北京再次聚焦世界的目光：我国首台突破百万亿次运算速度的超级计算机曙光5000研制成功，这标志着中国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能自主研制超百万亿次商用高性能计算机的国家。从曙光一号到曙光5000，中国高性能计算机的发展史记录着863计划的足迹。
1986年4月，在专家论证会上，智能计算机顺利通过，并成为信息技术领域的主题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汪成为受命出任863计划智能计算机第一任专家组组长。当时，日本研制第五代计算机风靡全球，我国是仿效日本，还是根据国情独闯一条路，大家众说纷纭。
因为863计划确定之初是瞄准和跟踪世界前沿，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所以许多人倾向于跟着国外先进技术路线跑。但汪成为提出：“中国搞智能计算机的目标，是设计出比现有的计算机更合理、更聪明、更好用的计算机。”接着，他带领专家组对中国的智能计算机进行重新定位，从而确定了中国智能计算机发展的第一个战略目标，这就是研究面向智能运用的高性能计算机。
在863计划的支持下，从1993年曙光一号的研制成功，到曙光1000、2000、3000、4000A到曙光5000，我国的高性能计算机走过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的科技实力。
20年来，863计划瞄准高技术发展前沿，突破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取得了一批像高性能计算机这样的标志性成果。以龙芯、众志等为代表的高性能通用CPU技术改变了我国信息产业“空芯少魂”的历史；人类功能基因组、水稻基因组等研究继续处于国际前列；模块化高温气冷堆的研究与建造已经处于世界先进水平；自主开发的0.1微米工艺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刻蚀机样机和8英寸、0.1微米工艺的大角度离子注入机样机，均已成功进入了大生产线的试运行……这些战略必争的核心技术成果，改变了高技术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带动了我国高科技研发水平和能力的整体跃升，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竞争力。
棋高一着抢占先机
“我很平安，不用担心。”这句平常生活里再普通不过的电话用语，在汶川大地震期间，却成为灾区亲人分分秒秒的期待。
一场猝不及防的灾难，通讯、网络全部中断，汶川变成了与外界隔绝的“信息孤岛”。在这种困境下，中科院上海微系统所组织了一支应急通讯救援队，迅速赶到重灾区北川。5月17日中午，第一套应急通讯系统架设完毕，将灾区现场救援情况的音视频信息回传到北川县指挥部。
5月19日19时，北川的系统正式与卫星通讯系统连通，接入互联网，从此北川正式从信息孤岛中突围出来。到5月20日，在北川的多支救援队伍、地方政府、各路记者和志愿者都使用上该系统。当天中午，一名受困多日的妇女被救出的消息，就是通过这一平台传送出去后，由中央电视台播出的。
这支架设“信息生命线”的救援队伍为何如此“神通”？原来他们手中的秘密武器叫“宽带无线通讯应急平台”，这项技术是在国家863计划的支持下，经过6年磨砺研制成功的未来移动通讯的重大创新成果。
“过去普遍使用的2.5G无线通信网络，只能支持通话，如果要看实时视频，带宽就显得过于狭窄。而我们这一系统应用了最新自主研发的4G核心技术，不仅能把无线带宽拓宽到几十兆、甚至上百兆，而且在移动状态下随时开展工作。”应急通讯救援队队长、中科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研究所卜智勇研究员自豪地说。
“这要得益于我国在2001年启动的863重点项目———未来通用无线环境研究计划(FuTURE计划)。”国家863计划移动通信技术研究组组长、东南大学教授尤肖虎说，“以前的863项目大多是跟在国外的后面进行研究，而这一项目则完全不同，可以说我们是与国外同时起步开展研究的。”
“十五”以来，863计划继续瞄准世界高技术发展前沿，加强自主创新，实现从跟踪模仿到创新跨越的战略转变，主动开拓新领域，抢占未来技术的制高点。下一代移动通信技术、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就是863计划先人一着的抢先布局，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
20年前，863计划把中国推向了世界高科技竞技场上，点燃了中华民族的希望之光，照亮了中国人的强国之梦。今天，863计划不仅成为我国高技术研究发展的一面旗帜，而且将高科技融入到人们吃穿住行的点滴生活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惠泽中国普通百姓。展望自主创新的未来征程，863计划必将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伟大事业中创造新的辉煌。
左手在空中比画，右手拿着鼠标在桌面上有节奏地移动，电脑屏幕中的画面也跟着不断切换，文字、公式、图表，一个接一个像放电影似地闪现。
“在我国，有近1/3面积的陆上国土被碳酸盐岩覆盖，经典石油地质理论认为碳酸盐岩是最可能生成石油的地方。”钟宁宁的声音很低，但很有力度，“一般来说，通过判断碳酸盐岩中有机质的含量就可以推断某一地区是否有可能成为油气产地。”
“0.5%，如果碳酸盐岩中的有机质含量超过这个数，它所生成的石油就有可能满足各种自然损耗而聚集成藏，这是能够找到工业价值油气的最低界线。”
0.5%，这看似一个简单的数字，却花掉了他5年的时间。
5年，有人嫌短，有人说长。在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计划（973计划）的范畴里，这是一个特殊的时间跨度，它意味着一个973项目的执行周期。对于钟宁宁来说，他的这5年意义非常———0.5%，这个数字代表了石油天然气源岩与非石油天然气源岩的界限，这直接关系到占我国陆上国土面积约1/3的海相碳酸盐岩发育区油气资源潜力的评价和勘探方向的选择，是国家目标所系。
和钟宁宁一样，许许多多参与973计划的科学家都经历了人生中不平凡的5年，而在这一个个“5年”中，他们为中国基础研究贡献了巨大的力量。
发展！急需基础研究的前瞻性回答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新一轮的改革开放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辉煌的成就举世瞩目。然而，经济增长方式怎样从“又快又好”转向“又好又快”，怎样与社会进步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许多瓶颈问题急需从深层次上探求内在的科学规律，急需从科技的角度提出破解的思路与方法。
这一紧迫的课题期待着科学家们作出前瞻性回答，历史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在了重点基础研究肩上。
1997年6月4日，国家科技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对我国基础研究整体部署进行了研究，明确提出“对于自由探索的研究工作主要依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面向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科学研究主要通过规划、计划的实施去推动”。会议决定，由原国家科委组织制定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根据这次会议精神，原国家科委迅速组织制定了《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以此为标志，由国家实施的重点基础研究计划，即973计划正式启动。
“这是我们国家基础研究领域的一件大事，也可以说是整个科技发展后劲能够保持下去的一件大事情。”时任科技部副部长程津培说。
973计划的定位标准是，要通过基础研究去找到在未来10年，或更长时间之内，解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瓶颈问题的道路。它是一个以国家重大需求为导向，对我国未来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具有战略性、前瞻性、全局性和带动性的基础研究发展计划，重点在农业、能源、信息、资源环境、人口与健康、材料、综合交叉与重要科学前沿领域选题部署。
探索！目标聚焦国家需求
973计划的神圣使命，激发了科学家们献身科技、勇攀高峰的拼搏精神。它的稳步实施，引导着一批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将研究目标聚焦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急需解决的重点、难点，取得了一批创新性成果，从源头上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
基础研究———技术创新的理论先导
“以前有一种错误的观念，认为凡是通用的，凡是能在企业大规模生产的材料，在基础研究上就不属于前沿。”“通用高分子材料高性能化的基础研究”项目首席科学家杨玉良说，“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任何一个基本材料，要提高性能，里头都有很高深的基础研究问题。”
973计划项目从高分子链结构与加工性能的关系出发，设计出适合高速拉伸的BOPP薄膜专用料的链结构，开发出了400米/分钟的超高速BOPP专用料，产品质量超过进口产品。
973计划开创了中国的基础研究直接和企业一起来做的先河。杨玉良说：“建立一种完全新型的产学研的合作方式，没有973这种项目的组织形式，我们就达不到这个目的。”
突破行业瓶颈需要依靠基础研究，发展高新技术同样需要基础理论的指导，没有基础研究的高新技术，如同无源之水。我国第一台大型虚拟轴机床样机与集成电路制造装备关键子系统，和JPEG2000图像压缩国际标准采用的“多成分变换”技术，均由973计划项目运用数学机械化方法研发成功。
基础研究———改善民生的科技源头
以人为本，关注民生。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技术已不仅仅是改造自然的工具，而是维护人与自然和谐的助手，是改善民生的基础性力量。973计划在农业、人口与健康、防灾减灾等方面成为改善民生的科技源头。
国家科技成就奖得主李振声说过：“影响到我们全国总产量的1/3的粮食增产，是靠品种改良得来的。”973计划项目对农作物核心种质的研究，使得我国几十年积累的成千上万的种质资源有可能得到充分利用。
人民生活健康作为民生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越来越受到各方关注。
973计划项目充分发挥我国病例多、现场多、疾病家系资源丰富和流行病学资料比较充实等优势，通过对急性早幼粒细胞性白血病发病机制研究，使初发的这种白血病有望成为第一个可治愈的血癌。
针对我国在药物研究方面创新能力薄弱的问题，973计划基本构建起了我国现代化创新药物研究的学科领域框架和技术平台体系，在国际上首先发现CD146分子选择性地在肿瘤血管内皮细胞高表达。
我国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国家，各类灾害直接制约着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973计划通过系统部署，填补了有关防灾减灾基础研究的多项空白，在重大天气气候灾害、地震灾害、工程灾害、火灾等方面也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
基础研究———大国话语权的科学底蕴
近年来，中国在履行各项国际公约中，始终承担着大国应有的责任。
国际外交，在某种意义上是科技的外交。早在1998年5月，我国就签署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京都议定书》。鲜为人知的是，在履行二氧化碳减排约定和环境外交谈判的前前后后，973计划功不可没。参与研究的科学家们为直接测定中国生态系统中碳固定量的多少，提供了先进的方法与平台，并积累了一套完整的数据。
为控制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对人类健康和环境造成威胁，2001年5月，我国签署了《斯德哥尔摩公约》。973计划项目建立了二英等多种污染物同时分离测定的一种新方法，受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高度认可；提出了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二英类排放清单，被“国家履行斯德哥尔摩公约行动计划”采纳。
“我们的工作，能够为国家在国际上，比如环境外交方面，提供数据，这是一种国家荣誉感跟使命感，我们有义务做这个事情。”“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环境安全、演变趋势与控制原理”项目首席江桂斌感慨颇多。
基础研究———科学前沿求索发现
973计划瞄准目前最活跃的国际前沿领域，跨学科强强联合，向着科学的高峰登攀。
在脑科学研究方面，科学家们对大脑的认知、神经信号传导、神经生长等方面悉心求证，获取了一批最新发现，在《细胞》《自然》《科学》等国际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一批重要论文，相关研究团队赢得了国际同行的高度评价。
在蛋白质结构与功能研究方面，973计划项目首次获得了菠菜捕光复合体高分辨率的三维结构解析，这是国际上第一个原子水平解析的LHCII三维结构，被认为是近年来光合作用研究的一项突破。
跃升！10年铸就新的辉煌
10年来，973计划部署项目384项，启动重大科学计划82项，国家财政投入82亿元。
10年来，973计划共发表论文11万余篇；出版相关研究专著1700余部，申请和授权发明专利7800多项。
10年来，973计划吸引、聚集和培养了大批优秀科技人才；参与项目研究的有两院院士471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1135位、中科院“百人计划”入选者415位、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389位，加之众多学有所成的海外学者，形成了协同攻关的研究群体。
10年来，80%%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先后承担了973计划项目的重要任务，实验室的研究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领域蓄势待发，迎来了新的跃升期。
近代科技和经济史表明，一个国家的科学研究持续繁荣多年之后，其整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必将大幅提升。历次世界科学中心的转移，伴随的是强国的更替。如同经济的高速崛起，我国的重点基础研究正奋发向上，开始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跃升，某些领域已经跻身于世界前列。我们完全有这样的自信，再用一个10年，致力于基础研究的中国科学家，一定能够在原始创新的道路上铸就新的辉煌，一定能够为引领和支撑我国科技进步与科学发展，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谱写新的乐章！
时空倒转。
1988年春天，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结束后几星期。
北京，白颐路，悄无声息。很多东西却在改变。
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不满现状”的科技人员，抛下所谓的“金饭碗”，投身中关村这块当时并不繁华却极具活力的希望之所。段永基、杨元庆、王志东、王文京……还有邵凯。
“回头看，当时的选择有点莽撞。”已是用友软件工程公司总裁，邵凯依然谦逊，“我的经历很简单。”
简单？并不简单。
一个在计划经济时代抛掉“金饭碗”，从“程序员”做到总裁的人，能说简单？！
一个经历了“用友”由小到大、由弱变强，乃至见证了我国软件产业发展轨迹的人，能说简单？！
邵凯的成功，是改革开放的成功，也是中国高新区几经风雨后的成功。连同邵凯所在的中关村，我国已形成54个国家高新区，并在其中认定高新技术企业3.23万家，占全国总数的58%%。
黎明前的夜
“姓社”还是“姓资”，“计划”还是“市场”，“反和平演变”还是“经济建设为中心”，如同乱麻，又有几分混沌，纠缠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邵凯当时也没有理清。“二十三四岁，我已是高校项目负责人。若到现在，估计也能做到副局级。”如今的用友软件工程公司，营业收入翻着跟头地上涨：2004年278%%，2005年489%%，2006年100%%……邵凯却常忆起当年。
那时，他常到中关村转转———白颐路还是“电子一条街”，机箱、显示器、主板待价而沽，满街年轻人，奔波却迸发朝气。一时间，手捧“金饭碗”的悲哀袭来。
走在街头，与人们擦肩而过的，或许便是某高校的教授或某科技成果的发明者。然而，十几万绝顶聪明的脑袋，却挤在科研与教学的封闭体系内，就像挤在公共汽车里，你踩我的脚，我撞他的头，互相牵制，互相磨耗，互相抵消。
“高校生活很轻松，未来我却看不清。”邵凯并不隐瞒。
1978年3月30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落幕。“科学的春天”开始唱响。从那时起，科研人员心中渐有暖意，并在神州大地喷涌着冲透混沌的欲望以及创造的狂想。
就像海明威笔下的捕鲨老人，陈春先也一直在“斗”。只不过，他斗的不是鲨，而是自己；斗的地点，不在大海，而在中关村。
1980年10月25日，中科院最年轻的研究员、物理所一室主任陈春先，悄无声息地成立了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所有人员在业余时间以智力咨询为主业，每人每月有15元津贴。
姓“社”？姓“资”？“津贴”于今日正常不过，当时却堪称“大逆”，甚至有人要来查账封门。
长夜，大多人都进入梦乡。中关村，科学城里的人却感到窒息。四周都是铁壁，捶打不开。但也唯有抗争。如今看来，那是黎明前的夜。
1984年10月20日，我国批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平均主义的泛滥必然破坏社会生产力”“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和一部分人依靠辛勤劳动先富起来”。今天看似不言而喻的道理，当时将人们压抑多年的本能激发出来。
在陈春先身后，一批批知识分子，拒绝了“皇粮与官俸”，选择了“落草为寇”；拒绝了安乐与清闲，选择了不安与冒险；拒绝了昨天的挽留，选择了未来的召唤。目的，只是为了学有所用，而且是真正的应用。
1988年初，中央办公厅组织联合调查组，对电子一条街进行全面调查与总结。同年5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发布《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暂行条例》，建立起我国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1991年4月，北京京西宾馆。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作会议。27个国家高新区的创业者首次聚集到一起，率先目睹了邓小平同志观看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火炬计划”专题片后，欣然题写“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题词，成了第一批直接感受小平同志对高科技产业化心之所仪、情之所系的幸运者。
冲透混沌的人们，知道并深爱着高新区。多年后的今天，无论高新技术企业、人员数量，还是产销规模，国家高新区都已占到全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半壁江山。2007年，国家高新区实现工业增加值占全国总数的8.3%%；技术合同交易额达到2226亿元，并呈现突出的地方特色、集群式发展态势。
脑瓜与市场
“这是一场赛跑。跑在前面的人说，你在后面吃土吧。他跑得快，我在后面吃土，这没错。咱们现在必须狠下心来，踏踏实实在后面‘吃土’，但心里的希望是做‘领跑’”。
在联想成立的若干年后，柳传志展露雄心。
如今的联想，作为首家跻身全球500强的中国内地民营企业，它的创建者被描述成这样的英雄：一群物质匮乏、好高骛远的知识分子，偶然间得到20万，而后翻开了传奇的第一页。谁还能想到，柳传志当年曾信誓旦旦地说，将来我们要成为一家年产值200万元的大公司？！
联想的成功，很大程度在于脑瓜与市场的调和。
在全球新技术革命浪潮的影响下，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1988年8月，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实施旨在发展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指导性计划———火炬计划。20年来，火炬计划秉承“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精神，不断推动我国高新技术的商品化、产业化和国际化，成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化的一面旗帜。
而联想，在“技工贸”“贸工技”“技工贸”的转换中，牢牢将市场抓在手中。
2004年，联想以“蛇吞象”的气势收购IBM的PC业务。而这一年，联想的全年收入为30亿美元，IBM的PC业务收入约90亿美元；IBM在5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100多个分支机构，而联想在海外基本上是空白。
这何止是蛇与象的差异！
有人说，IBM的PC业务不过是一大堆象骨头罢了。理由很简单：IBM的PC业务约占其总销售额的10%%，但对每股盈利的贡献率不到1%%。
对于“象肋”的观点，柳传志并不认同：“PC在全球大概有2000多亿美元的规模，而且由于网络的发展，PC业务形势不断的变化，还会往更大方面发展。IBM不适合做的东西，未必别人做就不合适。”
脑瓜的后面是市场。而其结果，则造就了联想世界PC老三的排名。
在54个国家高新区里，联想绝非异类。从1992年到2007年，国家高新区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平均增长率达到44%%。北京、武汉、南京、长春、西安等27个国家高新区工业增加值占所在城市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已超过20%%，成为拉动区域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力量。
高新胸怀
尹卫东，称北京科兴为“敌后武工队”。
明眼人知道，这是比较国家大院大所而言。但北京科兴着实成为我国高新企业的希望。很多人讲：“他们把世界装在心里。”
该生的生，该死的死。在尹卫东眼中，企业不断更替，从求生存到求发展，仿佛新陈代谢，推着高新区向前。
而尹卫东和他的北京科兴，在高新世界里游泳，畅快淋漓。
全球第一支SARS灭活疫苗，全球第二支甲乙肝联合疫苗，与全球同步的人用禽流感疫苗、常规流感疫苗……在证明了疫苗中国创造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后，尹卫东开始思考企业发展与社会需要的大命题。
“实实在在把人类的重担放在自己的肩上挑，实实在在让世界感受到中国创造的能量和人类良知。”
何等胸怀？！这何尝不是高新区的胸怀？！
一方面，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一大批产业集群相继产生，并成为我国重要的工业基础；
一方面，这些产业集群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下游，竞争日趋激烈，并越来越受到高端上游封锁。
如何寻求整体突破，国家应制定怎样的政策进行引导与支持？
2005年6月17日，到中关村考察的温家宝总理与企业家座谈时形象地说，象棋中的“车”是勇往直前的，“马”是与日俱进的，“炮”是跨越式跳动的。就像车马炮一样，只要勇往直前，与日俱进，跨越发展，国家高新区就一定能办好、办出特色。
在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作会议上，时任国务委员陈至立提出，把高新区作为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的重要平台。
中关村也好，张江也好，苏锡常也好，高新区人澎湃着激情。这也激励着他们，心怀朴实，不断向前。
如今，国家软件产业基地、国家软件出口基地、国家信息安全产业化基地，几乎全部集中在国家高新区内，国家高新区更成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聚集地。去年，国家高新区实现生产总值17574.5亿元，以约万分之三的国土面积，产出了全国7.1%%的GDP；高新区平均每平方公里土地工业增加值7亿元，实现了土地的高效利用；高新区人均工业总产值为62.57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6.23倍。
邵凯说，1997年，“用友”在北京上地盖了一栋楼。当时，周边很荒凉，田里玉米、小麦生长茂盛。在大棚旁的小屋子，住着一群给农民打工的人。他们不是本地人，来自四面八方，不说北京话，言语憨厚。“我和他们一样，是给高新区打工的，目的是为了建造一个高新世界。过去是，未来也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