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职政治学

　“被迫辞职”缺乏透明度，常常表现为异常职务变动，太多的“被迫辞职”表明了辞职政治学价值错位现象的普遍，而“防御性辞职”当事人则会向公众作出辞职说明，如南非姆贝基通过国家电视台向全民仔细解释了其退出总统之位的原因。“引咎辞职”者则多半会采用书面或口头形式为自己所犯的过错公开道歉。
 
 
　　辞职政治学是有价值的，至少从辞职声此起彼落的当下时局来看是这样的。那么，辞职政治学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呢？在笔者看来，辞职政治学就是一门以民主政治文化为背景，对政府公职人辞职行为的政治寓意进行系统研究的学科。它以寻找辞职者、政府、公众三方良性互动的责任制度为己任，解答何以辞职、何时辞职、如何辞职等行为命题，并在尊重辞职者维护基本尊严的个体心理需求的前提下，讲究辞职理由解释和公开道歉的行为模式以及进一步担责的道德模式。辞职政治往往需要权威的和独立的调查部门作后盾。
　　按以上的思路不难看出，辞职政治学最大限度地接近于大众民主政治文化的内核，成为迈向公民社会的一门必修课。
　　我们先从孟学农谈起。孟二度辞官，却依旧背负着沉甸甸的“省部级待遇”，不能回归于一介平民。我们再来看孟的道歉。孟学农的所谓“公开道歉”始见于一次山西省安全问题干部会议，从辞职政治学的范式来界定，它离真正的“公开道歉”还差得远。尽管能这样主动自觉道歉的官员们还不多，孟的道歉在当下的政治氛围下具有一定的标杆作用，但辞职政治学却不会满足于此，我们需要的是符合于一定形式的真诚、公开的道歉，这涉及到政治伦理与政治美学。
　　政治伦理认为权为民授，为官者没有履行好权力，就应该向全民公开道歉，而不是向上道歉，否则就违背了政治伦理。违背政治伦理的其他具体表现在于，没有公开向所有公众道歉，而是选择性道歉。孟只是向遇难人员和受害家属道歉，没有对所有潜在受害人员道歉，也没有对授予其权力的人民道歉，这显然是不够的。
　　在孟辞职不久，陷入另一桩重大安全事故的官员——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也悄悄辞职下台，没有道歉，也没有如何履行辞职手续的公开报道。西方辞职政治伦理认为，辞职程序为内阁官员向总理请辞，总理向总统请辞，总统向议会请辞，最后权力还是代议制议会之背后的人民。如果说孟的辞职让我们看到了辞职政治学的萌芽，那么，李的辞职则显得有些模糊。
　　就在孟、李辞职前后，世界各地也在刮辞职风。日本农林水产大臣因毒大米一事宣布辞职，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也因施政不佳而黯然辞官，甚至南非总统姆贝基也为了给党内政治对手让路，而君子般下台。
　　现在，我们可以从外在的形式要件进入到辞职的分类与分析。辞职大抵有三种：“防御性辞职”、“引咎辞职”及“被迫辞职”。“防御性辞职”是辞职申请人在相信自己无辜的基础上，为了维护组织的声誉或出于团结等考虑因素而作出的利他主义的牺牲，如南非姆贝基总统让路给党内“非国大”主席祖马，从而避免了一场蓄势待发的党内政治危机；“引咎辞职 ”是在承认自己过错的基础上，作为一种担责方式主动请辞职务的行为，它是“问责制”下的一项制度性安排，与“防御性辞职”相比较，它没有太多可选择的空间。而“被迫辞职”则复杂得多了，它可能是多党制氛围下密室政治的产物，也可能是非多党制下派系相争的结果，不管怎样，“被迫辞职”是一种以让步来谋求减少担责的行为。
　　从政治道德上看，“被迫辞职”缺乏透明度，常常表现为异常职务变动，太多的“被迫辞职”表明了辞职政治学价值错位现象的普遍，而“防御性辞职”当事人则会向公众作出辞职说明，如南非姆贝基通过国家电视台向全民仔细解释了其退出总统之位的原因。“引咎辞职”者则多半会采用书面或口头形式为自己所犯的过错公开道歉。可以看出，“防御性辞职”和“引咎辞职”是当事人保持自尊的一种恰当方式，总比厚着脸皮死当官强多了，也比同级调动、异地为官的假辞职高尚多了。
　　辞职政治学呼唤有公信力的独立的财产和责任调查制度，以确保辞职者“干净退出”。而一些官员在正常离职或任期届满时也有得到社会“清官”评价的诉求。虽然正常的离职和任期届满并不属于狭义的辞职政治学探讨范围，但就离职本身而言，与辞职有某些共性，我们仍然可以用辞职政治学原理来审视。但我们遗憾地看到，没有一家独立的和有公信力的机构对离职官员的个人财产等作出有公信力的申报审核，从而使“清官”流于口碑的脆弱中，这不是官员之过，是制度之过。
　　作者为国际政治文化研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