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乳业品牌的倒下，可以导致整个乳业市场的地震，一个乳业市场的震动又引起了一场行政体制内的问责风暴。看似一切都起因于不可捉摸的小概率事件，实则偶然的背后潜藏必然，积弊越深，释放的压力越大，无论食品安全领域，还是行政领域皆是如此。
不管是主动还是自愿，多名官员辞职似乎为此次事件画上了一个句号。以政治生命的可能终结来承担责任，当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风暴终究会过去，它的迅速来袭和迅速退去，总让我们有种隐隐的不安，毕竟这种风暴式的高效和雷厉风行我们以前也经历过。虽然说国人的乐天与善忘千古依然，但在一切更加透明化的今天，我们必须追问的是，在风暴过后会留下什么？不破不立，如果说问责风暴是一种“破”的话，“立”在何处？
现阶段的中国高官问责，尤其是引咎辞职，就带有某种程度的强迫性质。也就是说，它并不是真正基于官员强烈的责任心和羞耻感而辞职的，更多的是在一种外在压力下不得不选择辞职，这可说是中国“引咎辞职”的特色。
继山西省省长孟学农因襄汾溃坝提出辞呈后，日前，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也因三鹿事件而辞职。若再加上近来在其他一些事故中多个地方的党政一把手被免职，中国最近似乎掀起了一场高官问责的风暴。
奥运会后，正当世人纷纷期待中国社会以一种清明的形象出现时，多起生产和食品安全事故却接连发生，让人们看到中国其实还在原地踏步。这多少有些让人尴尬。但从另一方面说，或许也不全是坏事。因为它让我们知道，要改造一种积弊已深的文化和社会结构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从而可能进行更扎实的制度建设。
不过，就上述事故的处理而言，也并非一点儿进步没有。多名党政一把手，不管是被动还是主动，因事故而丢官，说明这几年倡导的行政问责制开始实实在在发挥作用。
中国高官的行政问责并非始于今日，但有意识地推进问责制则是近几年的事。在中共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以及国家《公务员法》里，都列举了党政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应该引咎辞职的情形。这当然是为回应社会建立一个责任政府的诉求而推出的举措。
民主政治是一种责任政治，政治权力的授予必然伴随着政治责任的规定，政治权力与政治责任相互依存，权责一致。官员在拥有政治权力的同时，在相应的政治领域必须负有一定的政治责任。因此，尽管高官在一些重大事故中没有直接责任，但由于辜负了人民的信托，也应负政治之责。这是行政问责的道理所在。
中国虽是一个“官本位”国家，权责严重不对等，但儒家文化也讲究自省和责任担当，所以即使在封建社会，我们也可见到官员为治下发生的事故主动辞呈的例子。现在官员耻辱感和社会诚信意识的丧失，除了权力过大这一因素外，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文革对一切是非的颠倒，以及改革开放后旧的意识形态被废弛，新的社会共识未形成的道德空白。因此，现阶段的中国高官问责，尤其是引咎辞职，就带有某种程度的强迫性质。也就是说，它并不是真正基于官员强烈的责任心和羞耻感而辞职的，更多的是在一种外在压力下不得不选择辞职，这可说是中国“引咎辞职”的特色。
从西方国家来看，引咎辞职应该是官员出于献身公共事业的道德感、义务感和责任感，为自己未尽之责而主动向任免机构请求辞去所任职务的一种行为。比如，最近日本也发生了毒大米事件，日本农产相就选择了主动辞职以示承担责任。在这里，官员的自责和愧疚之心固然是其作出引咎辞职的关键，但如果社会没有高度的政治透明度和发达的大众传媒体系，高官引咎辞职亦不可能成为一种政治惯例。所以，后者是西方社会官员引咎辞职基本的运行条件。
中国缺少的正是这种社会条件，所以官员也就没有为社会担责的政治自觉。比如，年初发生的雪灾，社会要求铁道部部长辞职的声音很高，但铁道部的回应是，部长不会辞职。这要在西方，似乎不可想象。因此，中国才要从党的纪律和法律上问责官员，强制性地在社会特别是官员中培育一种责任意识和文化。这虽然不能彻底约束权力，改变权责不对等的情况，但至少对整肃吏治，树立官员的“民本”思想还是有作用的，从而亦有助于减少事故的发生。因为，引咎辞职如果成为一种惯例，不仅使官员能够意识到尊重生命的重要，更由于它随时可能危及到自己的政治前程，官员也就会从内心负起监管之责。而鉴于官员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的道德榜样，其对责任的担当，亦有助于提升社会的道德水准。
不过，若把遏制事故的希望和减少社会的道德赤字寄托在官员的自觉辞职上，也是不现实的。我们说，辞职并不是目的，目的是构建一个具有深刻道德理念的责任政府。如果问责只针对失职官员，而放过了体制漏洞，那么很可能会出现官员一茬一茬地辞职，事故还是一起一起地发生的局面。某种程度上，目前就是这样一种局面。所以，没有一个具有深刻道德理念的责任政府，再优秀的官员、再完善的道德理念也不可能发挥持续有效的作用。而要建立一个这样的政府，必须进行政治改革，赋权于民。
“非典”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各种事故和问题也层出不穷，这深刻凸显了中国社会目前的管治危机。与此同时，被问责和辞职的高官也开始增多。此次孟学农、李长江因不同的事故而主动辞呈，对他们表现出的责任感和政治担当，我表示同情和敬佩，经由他们，中国可能开创高官引咎辞职的惯例。而一个责任政府的雏形，或许就隐含在这其中。
作者为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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