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0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在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阶段，此次全会被寄予厚望。
就在国家领导人频繁农村调研之时，9月18日，由200多人组成的国家调研组低调抵达广东。据消息人士透露，此次国家调研组抵粤是为了编制《珠三角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广东有望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重回国家战略。值得注意的是，本次国家调研组的足迹，并不局限于传统的珠三角地区，粤西、粤东及粤北的湛江市、韶关市和汕头市，也是他们的考察对象。种种迹象表明，《珠三角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规划范围，很可能涉及广东全省。
三度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美国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参观广东回国后，于8月31日在《纽约时报》发表名为《来自中国南方的明信片》专栏文章称：“在广东这个30年前中国开始经济开放的地方，很多正在发生的事情都存在着分裂现象。”
记者通过调查发现，广东的“分裂”现象在于，一方面，广东的加工贸易正在遭受历史上最为严峻的“寒冬”，另一方面，动辄上千亿的重工业投资又正在密集启动；一方面，广东正在上马全国规模最大的钢铁和石化基地，另一方面，广东又在追求一个“碳排放更低的经济”。“边破边立”的广东让弗里德曼看到：“中国正努力打破老模式，但是又坚持着原则。这是一幕大戏。”
一线调查
寻找“新广东”：湛江上马千万吨级钢铁项目
中国内陆最南端最大海港湛江市市区东南23公里处，有一个被木麻黄防护林紧紧环抱的岛屿，名叫东海岛。由于宝钢1000万吨产能钢铁基地铁定落户于此，这个广东省第一大岛，将彻底告别以水稻和西瓜种植为主的农耕历史。
记者从近日举行的湛江钢铁基地项目第二次设计工作会议上获悉，有关可行性研究设计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可望于11月中下旬按照总体计划要求全部完成。宝钢集团副总经理赵昆发言时称：“当前国内一批新建钢铁项目正紧锣密鼓地进行，这些项目之间竞争激烈，因此我们一定要有紧迫感。”
失去的20年
每个周末，湛江某国企干部陈菲都会在开车回家的路上特地绕一个大弯，去看看东海岛的征地进度。
“湛江腾飞的号角终于要吹响了！”湛江土生土长的陈菲，曾先后在上海、广州等地参与工业基建，深知一个投资上千亿元的巨无霸工程，将会对自己家乡的经济命运带来何等重要的影响。
实际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湛江市便谋划了两个闻名全国的“超级工程”：钢铁基地和奔驰MPV项目。
1986年，上海宝钢首次表示有意在湛江建设钢铁厂，此后受种种因素影响，一直议而未决。1994年，奔驰MPV也提出在湛江设生产厂。湛江全新的产业蓝图已经跃然纸上。
但自1986年动议兴建大型钢厂，到1996年奔驰项目流产，湛江工业正好与以珠三角为代表的广东经济发展“黄金十年”擦肩而过。1997年，湛江再次动议将原来规划产能70万吨的钢厂一举提升至产能1000万吨。当时，宝钢正与粤北的韶关钢铁集团商谈在广东合作兴建产能1000万吨钢铁厂的计划，而韶钢则倾向于在湛江投建这一钢厂。一切看似水到渠成，但1998年轰动全国的湛江特大走私案曝光，时任湛江市委书记的陈同庆等重要政府官员涉案落马，湛江“钢铁兴市”之梦又告破灭。
时至今日，作为全国第一批沿海开放城市，湛江仍然是一个人口高达700万而GDP却不足1000亿元的普通港口城市，在广东21个地级市中排名中游。与珠三角主要城市相比，湛江的GDP仅稍稍领先于珠海市，但后者常住人口不过区区150万。
直到2005年，中央开始从政策上鼓励将大型钢厂建在临海地区，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按照国家规划，将要在沿海建设三个产能千万吨以上的大型钢厂，并明确提及其中一个要落户南方。这让争取了近20年的湛江钢铁项目再次看到希望。也就是这一年，陈菲信心满满地离开繁华的广州回到湛江工作。
“一个大型钢厂，将拉动周边数倍投资的配套工程，我当时相信这将是我新的人生舞台。”陈菲说。然而，令他意想不到的是，2006年，武汉钢铁集团也提出要联合柳州钢铁集团在广西防城港建设产能1000万吨的钢铁基地。由于国家仅规划“在南方沿海兴建一个”大钢厂，两广之间就项目究竟花落谁家展开了激烈竞争。
过去20年来，宝钢原董事长谢企华一直坚信，湛江市的东海岛是中国沿海最佳的钢铁基地选址。但直至2006年他从宝钢卸任，却始终未能把其想法付诸实施。卸任前不久他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曾感叹：“为了这个能发挥东海岛最大价值的钢铁项目，湛江市硬是把整片地保留了20年。”而得天独厚的湛江，也白白失去了发展重工业宝贵的20年。
艰难突围
“东海岛天然条件优越，在此建设大型码头，无需填海和疏浚深挖航道，即可同时通航两对30万吨级以上的货轮和50万吨级的油轮。”广东省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冯炳文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东海岛还是中国大陆与澳大利亚及南美的巴西等重要铁矿石产地之间海运航道最近的一站，在此兴建钢铁基地，无论从建设成本还是运输成本考虑，均极具市场竞争力，而且广东省内的年钢铁消费需求就达4000万吨。”
据冯炳文介绍，2005年中央出台宏观调控政策以防止经济过热，加上广西北部湾也在申请建设1000万吨钢铁厂，于是国家发改委要求广东进行产能置换，即必须淘汰1000万吨的落后钢铁产能，才能批准建设新的1000万吨精钢生产基地。
但淘汰四处开花的小钢厂，仅凭省政府主管部门一纸通知显然无法做到。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广东省内众多小钢厂（300立方米以下普通高炉为主要设备），在成本上根本不能与大钢厂竞争，它们之所以能存活下来，很大原因在于优惠的电价。同时，小钢厂往往是各县市地方政府的重要税源，让他们牺牲切身利益支持异地钢铁项目上马，难度可想而知。
2007年，广东省政府正式发文取消对小钢厂的峰谷电价优惠，并加价0.2元/千瓦时。这意味着小钢厂的“政策性利润”来源被截断，在趋于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下，它们的日子会越来越艰难，很可能不得不为湛钢项目让路。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一位不愿具名的广东钢铁业界人士称，宝钢的总部在上海，其投资的湛江项目建成投产后，巨额税收粤沪之间怎么分配，其中涉及复杂的利益问题，而淘汰落后小钢厂，不仅仅意味着地方的财税损失，还意味着GDP增长受影响，各级官员能不能解放思想，又是一个问题。
“湛江钢铁基地未来将具备扩展到2000万吨的产能空间，广东要完成产能置换指标，单靠淘汰各地小钢厂是不够的，必须进一步整合广钢（广州钢铁集团）和韶钢的生产资源，这又牵涉到广州、韶关和湛江三市的利益协调问题。”这位人士不无担忧地说。
据悉，为了平衡各方利益，广东省政府正在考虑将来从湛江钢厂的税收中提取一部分适当补贴部分小钢厂关停地区，以帮助其经济转型。而新上任的广东省省委书记汪洋也力主破除“唯GDP论”政绩观，制定了新的《广东省干部政绩考核办法》，将全省划分为四大功能区，参照不同指标，分别进行考核（详见A10版示意图），在淘汰落后产能过程中，调动地方官员的积极性。
2008年3月4日，武汉钢铁集团总经理邓崎琳率先向媒体透露：“武钢在广西防城港的1000万吨钢铁项目即将获批。”这让跟陈菲一样为湛钢项目操心的广东各方人士着实吃了一惊。幸好半个月后，即3月19日，国家发改委网站正式发布《我委同意广西防城港和广东湛江钢铁基地项目开展前期工作》的通知，宝钢湛江与武钢广西项目同时获得开展前期工作的批文。通知还宣布“宝钢将兼并重组韶钢和广钢，并由宝钢控股成立一家新公司，总部注册在广州”。
“将合资公司总部放在广州，是各方利益平衡的结果，广钢虽被兼并重组，但广州市将继续获得合理税收。”上述钢铁业界人士分析说。
缩小落差
东海岛虽以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停泊条件吸引宝钢这样的钢铁巨头，但长期以来却仅依靠一条狭窄的东海大堤与外界相连，其最重要的输港“生命线”东海岛铁路支线因缺乏资金始终无法动工。
湛钢项目饱经磨难后终获国家发改委首肯，能不能尽快正式动工，考验的就是当地的项目配套能力了。但多年来经济发展缓慢，导致湛江市地方财政能力薄弱，不免让人对此有些担心。
据陈菲说，去年一场罕见的持续暴雨让湛江市所管辖的雷州半岛变成一片泽国，除了天灾外，该地区水库库容不足，也是他们不得不常年忍受水旱及台风灾害的重要原因。但连这一直接关系700万人口生存发展的公共基建工程，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后就鲜见政府作过大规模投入。
尽管经过改革开放30年来的高速发展，广东已成长为中国经济第一大省，但省内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仍饱受非议，并成为制约广东全省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一大短板。尤其是富裕的珠三角地区与粤东、粤西和粤北等地反差巨大，地处粤西南的湛江市下辖的雷州、徐闻、遂溪等市县，仍不时可见人们在破旧的茅草房中栖身。
统计显示，2006年粤东、粤西两翼及粤北山区人均GDP只有珠三角的1/4，全省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中，珠三角占67%，而粤东、粤西、粤北分别只占3.1%、3.0%和3.9%。
早些时候，汪洋在广东省委十届二次全会上对本省区域发展不平衡现状提出了批评。他表示：“考验党委和政府能力、水平最重要的依据，不是能让珠三角富裕到什么程度，而是能否实现协调发展，共同富裕。”
据说汪洋入粤后，高度重视湛江钢铁项目。这应该也是湛江得以解开束缚多年发展死结的重要推力之一，而由千万吨级钢厂带来的庞大用水和物流需求，无疑将在较短时间内显著拉动湛江大水利、大交通等基础设施的投资。
今年6月3日，预算总投资超过40亿元的鉴江供水枢纽工程（29.38亿元）和雷州青年运河灌区改造工程（11.06亿元）在湛江同时奠基，它们都是宝钢湛江项目的重要配套工程。施工人员将修建管道穿越水深近40米的湛江海湾的两个出海口，把淡水从鉴江流域引入近40公里外的东海岛，以保证岛上钢铁基地的生产用水。
按照计划，上述两项工程将于2011年10月完工。业内人士预测，为使耗资数十亿元的供水工程尽快取得效益，宝钢湛江项目最快会在2011年年底前正式投产。
“最大的机会来了，现在我最希望的是可以筹措资金自己办厂做配套服务，分享这块大蛋糕。”站在即将成为大工地的东海岛上，陈菲已经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开始展望美好的明天了。
曙光闲话
从广东到小岗村
经历了改革开放30年大发展后，广东经济遇到了瓶颈，而安徽小岗村在家庭联产承包制实行30年后也遇到了自己的问题。中国的改革开放史上，这两个有标志意义的地区有很多相同或不相同之处，非常耐人寻味。
30年前，中国是在遇到了经济问题后，用政治突破的方式加以解决。十年文革结束时，中国经济接近崩溃。广东当时是中国的经济落后省份，而小岗村的农民则年年要出去讨饭吃。为了不饿死，小岗村的农民实行了分田单干的家庭承包。这是突破了政治禁区，而非通过增加农业投入等经济手段。广东也是这样，国家当初对广东、深圳不给钱，而是给政策。这样，在当年对内保守，对外封闭的政治氛围中，小岗村成了内部改革的样板，广东成了对外开放的样板。
时隔30年，小岗村虽然早已解决了吃饭问题，但至今未能解决如何让农民更加富裕的问题，是进行农业产业升级，还是加大农业补贴？这是经济手段解决问题的思路。如果从政治手段解决，恐怕就是土地制度的改革了。
广东的情况也有相似之处。早期形成的“三来一补”，“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各种对外开放政策在广东都使用了。如此形成的外贸加工业使广东经济飞速发展。但现在外部环境改变，出口受阻，广东也遇到了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产业升级难度大、治理环境污染任务重、经济发展不平衡、省内地区差距大等问题。
回顾广东经济的发展，有三个因素至关重要：一是天时之利，有政策的支持，当年在内地许多不允许的政策在广东是允许的，得开放风气之先；二是地理之利，毗邻港澳，面向海外；三是人和之利，先是内地人才涌向广东尤其是深圳，搞起了商贸，后有上千万的内地农民工涌入，支撑起了加工制造业。此三条加上广东人自己的努力，使广东经济独领风骚数十年。但如今特殊政策已经变成了普惠政策，海外市场也发生变化，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内地企业的吸引，也使原来的人力资源优势不再明显。
概括起来，广东与小岗村的相同处是：都曾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样板，目前都遇到了各自的问题。不同处是：小岗村的问题相对简单一些，更多的是需要外部条件的变化，而广东的问题复杂的多，主要依赖自身的努力去解决。
因此，可以说小岗村和广东的成功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小岗村和广东遇到的问题也是整个中国遇到的问题。小岗村的家庭土地承包制推行到了全国，广东的开放政策也推行到了全国。当年改革开放成功在于突破原有的路径，而中国改革开放的断续推进则要寻找新的突破口，特别是要改变对曾经成功过的路径的依赖。
目前中国经济增长已经形成了四种路径依赖：一是特殊政策依赖，各地方政府争着要政策，要特批。二是投资拉动依赖。只有上项目才能求发展，固定资产投资多，增长就快，投资少，增长就慢。三是外部推动依赖。改革开放30年，中国成为吸引外商投资最多的国家，而各地方也把招商引资作为本地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四是政府主导依赖。中国改革开放是自上而下，政府推动作用显著，从此政府便不歇气地推下去，生怕一松劲GDP就掉下来。
但这四种路径依赖下的负面作用也逐渐显现：环境污染、经济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加大、贪污腐败严重、社会关系紧张、产业升级困难等等。在新的问题面前，原有的解决路径作用有限，甚至是自相矛盾。
不久前胡锦涛总书记视察小岗村，其意味深远。我们能不能找到新的“小岗村”和新的“广东”？这似乎成了下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关键。
作者为《中国经营报》副总编辑
新闻DNA
由于原料在外，市场也在外，号称中国经济第一大省的广东省
可以说连一个完整的产业链都没有
汪洋谋划 广东重塑改革“新样板”
2008年9月的一天，广东省东莞市凤岗镇工业区内，随着工厂陆续倒闭后大批工人的离去，许多门可罗雀的小店铺不得不集体歇业。走在大街上，随处可见紧闭的铁门，门上贴出了“旺铺出租”之类的广告。
据东莞市虎门镇政府宣传科教办公室主任李世贤透露：2007年底，该镇一下子走掉了200家企业，今年情况比去年更严重。由于外来劳工大批撤离，劳动仲裁一起接一起，仅今年一季度，虎门镇村两级外来工遣散费就花了2000多万元。
“东莞企业倒闭潮”仅仅是珠三角制造业困局的一个缩影。今年初以来，在原油涨价、电力紧张、土地匮乏、工资上涨、人民币持续升值、国家出口退税和金融政策调整，以及美国次级债危机等多个不利因素围攻之下，广东的加工贸易产业迎来了有史以来最严峻的“生存寒冬”。
新的区位优势何在？
据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一项有关内地港资企业的调查报告显示：珠三角地区约有20%受访港商计划放弃生产业务，据此推算，未来一段时间区内可能有数以千计的港企倒闭。瑞士信贷首席经济学家陶冬也认为，未来三年内，广东地区或许将有三分之一的出口型企业面临关闭的命运。
改革开放初期，借助毗邻香港这个国际金融、贸易、物流中心的特殊地位，珠三角地区利用自身的土地、劳力等资源优势，在发展加工贸易产业上如鱼得水。短短10年间，便实现了从“桑基鱼塘”到“世界工厂”的飞跃。如今这一缺乏技术含量、单纯依靠出口退税和低廉劳动力的“代工”模式，正在走向“强弩之末”。
当前，广东省政府正努力推动珠三角地区加工贸易产业向广东东西两翼及山区转移，以充分利用省内欠发达地区的成本优势。但有专家指出，考虑到加工贸易产业的特有属性，此举对协调区域平衡发展会有所帮助，但实际扩展空间却不大。
广东社科院调研处处长丁力称，本省的加工贸易产业是成本指向型的，它的产品要出口，市场在海外，这就决定了它不能离国际港口香港或深圳太远，否则增加的物流运输成本会抵消在欠发达地区获得的低成本优势，这正是多年来加工贸易产业只辐射珠三角，却辐射不了广东两翼及山区的重要原因。
丁力并不赞成把加工贸易一棍子打死，因为按照我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无论是从维持适当经济增长还是保证就业的角度出发，保留一定数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必须的，但广东加工贸易产业未来的发展，也必须注重质的提高。
“我们不能老给别人做帽子、袜子、鞋子，如果能帮别人贴牌生产手机、汽车、机械甚至造船，其利润肯定能吸引企业继续留在珠三角发展。”丁力说。
因此，面对珠三角遭遇的发展瓶颈，广东必须挖掘新的区域优势，以带动下一轮产业起飞，反过来又为珠三角产业转型争取更多的时间和空间。
大广东利益平衡点在哪里？
事实上，改革开放30年之际，广东遭遇的许多问题在全国都有共性，近期广东重提“思想解放”，看来不只是在喊口号。
“我们可以留意一下上世纪90年代中国许多沿海城市的重点工业项目布局，非常有意思，它不是按照成本原则落地，而是按照地方利益最大化落地，往往落户到距离所有周边城市都比较远的地方，甚至出现留在市中心的奇观。为什么？为了防止重大项目的配套工程分流到别人那里去！” 广东某市一位长期参与政府重大项目招商建设的官员陈豪（化名）告诉记者。
按陈的分析，广东的发展存在一个“马太效应”的难题。论抢项目、争资源，欠发达地区永远不是发达地区的对手，道理很简单：发达地区可以利用先发优势，大搞财政补贴、免税、甚至盖好厂房，就等着企业搬进来，欠发达地区争不过来；发达地区可以请全国、甚至全世界最知名的专家学者、研究机构，为其指点某一产业的发展战略，做出最权威的学术论证，欠发达地区也做不到。
“发达地区政府官员的升迁几率都比欠发达地区高，欠发达地区有什么竞争优势？”陈豪反问说。
但换个角度想想，珠三角各城市的产业转型升级也非常不容易。“腾笼换鸟”的道理谁都懂，可万一笼腾出来了，一只新鸟都没有引进来，那怎么办？一旦地区经济衰退、工厂大规模搬迁，导致的不仅仅是地方财政锐减，还有相关服务业的衰退，控制不当，甚至可能诱发大规模的失业和地区治安恶化等复杂的社会管理问题。
陈豪认为，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上任伊始即提出继续“思想解放”，最根本的一点是要以世界的眼光谋划广东的未来。从中国版图来看，广东只是边陲一角，但从整个亚洲版图上看，广东却是位居东北亚和东南亚的中心。以国际航线论，广东拥有中国内陆面向东盟、中东、澳大利亚和欧洲最近的海运航线，而这些地区不是中国的石油、铁矿等重点战略资源的主要产地，便是国内制造业的海外市场，由此观之，广东的独特战略地位显而易见。
换言之，广东要成为具有国家战略价值的地区，其经济辐射面就不能局限在珠三角，必须扩展到东西两翼乃至整个泛珠地区，要利用湛江、汕头两市的地利，主动面向东盟和海峡西岸合作，要在全省、全国，甚至国际区域的范围内，重新构造一个具有中国影响力的产业链条。比如，在湛江打造钢铁基地，帮助珠三角的汽车和造船业摆脱对精钢原料的进口依赖；在广东沿海建设可再生能源基地，为华南地区工业发展提供能源保障。而正在待批的广州科威特石化项目，便是打造一条从中东一直到广东的国际型石化产业链条。
“所有的这些，都不是依靠传统的轻工业加工贸易所能做到的。”陈豪说，“只有站在新的产业蓝图下，大广东的全面布局才有希望找到利益平衡点。”
广东如何迎接新的黄金时期？
与长江口腹地广阔的平原相比，珠江流域水面狭窄，运力低，东西两翼和山区腹地小，轻工业发达、重工业不足一直是广东经济发展的弱项。面对这一先天缺陷，广东曾经束手无策。
由于产业集群无法跨越“珠江口”，无法辐射更加广阔的内陆市场，广东只能依靠香港过来的国际订单，耗尽资源极限去发展“两头在外”（原料、市场在国外，加工在国内）的加工贸易，珠三角地区充其量只是一个国际化的“加工基地”。曾有经济学家尖锐地指出，由于原料在外，市场也在外，号称中国经济第一大省的广东省，可以说连一个完整的产业链都没有！
湖南省社科院教授张萍分析称，长江对比珠江的优势是江面宽、吃水深，江运物流比珠江强，因此，长江一直是中国中部物资出海的主要渠道，但随着国家对现代化铁路网络的大规模建设，也给珠三角扩大腹地创造了一次历史性的机遇。因为与江运相比，铁路具有受气候影响更低的特点，以后中西部地区的货物可以实现江运到上海、铁路到广东的新格局。
湖北社科院院长赵凌云注意到，目前从武汉乘坐火车到达上海的时间是11个小时，而数年后当武（汉）广（州）铁路客运专线通车时，武汉到广州只需4个小时，也就是说，长江流域已经进入了珠三角的辐射范围。
按照目前广东省高速铁路的建设速度和规划布局，2011年前后，在4小时的交通圈内，珠三角的辐射范围将超出整个广东省。例如厦（门）深（圳）铁路通车后，广州至厦门的时间仅3个小时；武广专线通车后，武汉到广州仅需4个小时，长沙到广州仅需2个小时；贵（阳）广（州）高铁通车后，贵阳至广州的时间约5个小时，桂林至广州的时间仅2个小时。西部沿海铁路通车后，三亚至广州的时间仅4个小时，海口至广州的时间仅2个小时。
依托铁路优势，广东的辐射范围，终于跨越了“珠江口”，而这一跨越，也可望为广东带来重化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
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广东位于海防最前线，国家在考虑石油和化工产业布局时，一直没有对之加以重视。这就导致广东化工产业偏轻、品种偏少，珠三角产业发展所需的化工原料要么来自于北方，要么来自于海外的局面。一位不愿具名的广州石化企业管理人士告诉记者：从中东到中国，最近的航运航道就是广东省，若以广东为基地辐射东南亚等东盟市场，位置也正好合适。目前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正与科威特国家石油集团商谈在广州合资建炼油厂项目，总投资达80亿美元，其中科方出资50亿美元。
“这是一个时代的变化，说明中东地区已经不满足于简单地为世界提供原油产品了，他们想切入到原油的下游产业，获得更多的收益，通过这样的合作，其他国家也可以得到更充足和稳定的能源供应。”上述石化企业人士说，“如果今后国际上更大规模的钢铁、石油、天然气、矿石资源等能以广东为集散地，将使广东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全新的‘亚洲重心’。”
新闻视野
在加工贸易产业面临升级瓶颈之时，现代化重工业的启动成了广东新一轮增长的经济发动机
新“路径”难在何处？
9月中下旬抵粤的共200多人组成的国家调研组，肩负着编制《珠三角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重任，但他们并不局限于传统的珠三角地区，也踏足了湛江市、韶关市和汕头市等地，可谓意味深长。
广东当地分析人士认为，如果珠三角地区改革规划仍然停留在自家的圈子里，不加强粤港澳合作、泛珠合作，不好好利用湛江及汕头等市的地缘优势，向南拓展东盟合作机遇，向东搭上台海经济合作快车，今后的珠三角发展是谈不上有什么国家战略意义的。
环境之忧
资料显示，正在进行前期工作的湛江钢铁厂一期建设规模为铁产能920万吨，钢产能1000万吨，一期（含配套项目）投资共计约人民币800亿元。同时，在珠江出海口的广州南沙开发区，中国船舶工业集团龙穴300万吨造船基地也已开工生产，此前广州地区船厂只能造出6万吨的船舶。按广州市的规划，未来依托南沙造船基地，还将在番禺区新建一个全国最大的船用柴油机制造基地。
广东省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冯炳文表示，两大规模空前的重工业项目分别选择落户发达的珠三角地区以及欠发达的湛江市，恰好显示了广东工业格局的全新变化。
以轻工业起家的广东省，在改革开放初期的重工业增长一直处于较低水平。但随着近年来重工业投资的持续增长，2002年全省重工业比重首次超过轻工业，规模以上（年产值500万元）轻重工业产业比例为49.83∶50.17。
在加工贸易产业面临升级瓶颈之时，现代化重工业的启动成了广东新一轮增长的经济发动机。但让业界担心的是，如此大规模的重工业项目上马，是否会对广东脆弱的自然环境带来进一步的毁灭性打击呢？
记者从《国家环保局2008年3月拟批准项目列表》中关于湛江钢铁基地项目的基本介绍上看到：（湛江钢铁基地）其生产、生活用水均以淡化海水为水源；在1000万吨的设计产能中，排污指数分别为：二氧化硫排放量5504吨/年， COD（化学需氧量，工业排放的水质指标）排放量215.85吨/年。与广东全省原有千万吨落后钢铁产能产生的污染相比，分别可削减二氧化硫9550吨/年、COD1213吨/年。
湛江市政府一位人士解释说，新建钢铁基地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只相当于一个百万千瓦装置且配套完善的燃煤火力发电基地，而以前那些小钢厂仅一部分的排放量就足可以跟一个火电基地相提并论。2011年湛钢投产后，成本呈几何级下降，而总产能不减，还可以生产精钢满足广东的重工业原料需求。同时湛江市内的环境质量不会有明显下降，原来落后产能集中分布的广州、河源、梅州等生态脆弱地区的污染指数则大幅下降。
“粮草”如何先行
要致富，先修路。在广东省近期公布的新十大工程规划中，安排了规模庞大的高速轨道交通项目，以此将湛江、汕头、韶关等相对边远地区与珠三角核心区之间的运输时间控制在两小时左右。按照今年初广东省与铁道部共同协商的建设计划，2010年前后，湛钢到广州市铁路交通用时仅为1.5小时。
此外，湛钢的配套项目之一，设计时速为200~250公里的洛（阳）湛（江）铁路茂（名）湛（江）段，以及广东沿海西部通道日前也进入环评阶段，即将于今年底正式动工，并在两年内完成。
分析人士认为，大量使用高速铁路，在提高广东省内物流效率，加强湛钢等重化工业项目与珠三角制造业的产业协同效应，将珠三角传统的产业链条扩大至整个广东省之余，也将减少石油的消耗及汽车尾气的排放，有助于广东实现节能减排目标。
为了满足重工业的发展需求，广东的新十大工程规划中，电力项目投资巨大，但与以往不同的是，火电项目投资所占比例已大幅下降，取而代之的是核电、风电和太阳能项目。
事实上，美国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珠海看到的风电项目，从广东省东北部的汕头到西南部湛江的整个沿海地区，这类更加清洁的可再生能源利用同样随处可见。
据知情人士透露，目前粤能、粤电、中电投等国内三大电力公司已经同湛江市徐闻县政府签约，拟在未来几年内共投入860多亿元开发沿海陆上风力发电，其总装机容量将突破100万千瓦。同时，湛江其他下辖县区亦筹备了庞大的风电建设计划。
粤港澳金融合作平台变数重重
日前，广东省官方正式提出要打造“粤港澳金融合作平台”，并提出“创造条件争取中央批准在广东进行金融改革开放与创新方面的先行先试，努力构建粤港澳金融共同市场。”此举被外界解读为“广东省多年来关于金融中心的设想终于落地”。
据广东省金融办主任周高雄透露：上述议题将在今年11月举行的粤港澳金融论坛上有所阐述。参与调研并起草有关方案的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科长陈敏则表示，“粤港澳金融合作平台”公布的内容将考虑有关各方的反应，就其个人判断来说，广东关于粤港金融合作的目标，主要就是实现资本市场基本对接，金融机构与业务准入顺畅，建设粤港澳金融共同市场。
虽然粤港澳三地均对“推动金融共同市场”热情高涨，充满期待，但也有学者认为，“粤港澳金融合作平台”获得中央批准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一旦在珠三角地区推行金融开放，就等于在中国的金融系统里开了一个洞，风险太大。
除了推动“粤港澳金融共同市场”，有学者还建议：在港澳金融合作分工上，广州是珠三角的制造业中心，已经形成了庞大的大宗商品消费和交易规模，可考虑在广州建设期货市场。据悉，目前在全国的三大经济圈中，唯独珠江三角洲缺少期货交易中心，这使得华南的生产企业难以掌握定价权，在市场中处于被动状态。
事实上，广州曾经是全国期货业发展起步最早的地区，但1995年前后，受国家监管政策收紧及行业管理不善影响，包括广东联合交易所在内的一大批期货交易所被关闭，广州期货业随之偃旗息鼓。
随着我国期货市场的日益成熟，自2006年起，广州市就开始重新重视期货产业的发展，并把恢复期货交易所写入了广州市金融业发展的“十一五”规划当中。2008年3月，在广东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省委常委、秘书长肖志恒首次公开表示：广州发展期货市场对我们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非常有利，广东作为制造业大省，对原料的需求量很大，物资的流通量很大，企业通过期货市场规避风险的需求也很大。
北京大学教授曹和平认为，在广州设立期货交易所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广州不但是华南地区的经济中心城市，同时也是泛三角9省和东盟这个拥有近10亿人口、约两万亿美元GDP经济圈的地理中心，因此，在广州设立期货交易所，是争取亚洲资源和商品“定价权”的有力举措。
本版文章除署名外
均为本报记者吴程涛采写
专家在线
抱住旧模式不放 是中国的灾难
访北京大学教授、广州市金融咨询决策专家委员会委员曹和平
广东两大成本优势被抵消
《中国经营报》：如何评价广东近些年来的经济发展走势及其意义？广东实施产业转型的迫切性何在？
曹和平：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排头兵”，尤其是过去几年中，它所取得的成绩是激动人心的。去年，广东的GDP达人民币30673亿元，折合美元达4100多亿美元（按当时汇率1美元∶7.4元人民币算），首次超过台湾地区（3980亿美元）。这是广东继1998年超过新加坡、2003年超过香港之后，又一次超越“亚洲四小龙”，而预计2010到2012年之间将超过韩国，过去我们都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1991年我去美国念书时行政级别是副处长，基本工资只有人民币122块钱，而当时台湾的年人均收入是1万美元以上，收入差距有40倍之巨（按当时汇率算）。当年台湾人口是2000万，GDP却与整个内地差不多，现在广东一省的GDP都比它大，进出口总量也比它多。广东、福建、浙江和江苏等省区，以及环渤海的京津唐地区的发展水平，与周边的“港澳台韩新”等经济体相比，一点都不怵他们，这种变化是非常惊人的。一句话，广东的成功也是中国的成功。
广东的成长和成功是中国的一个缩影，然而广东的问题也是中国的问题。广东的产业结构有硬伤：制造产业群、泛金融产业群与现代服务产业群三者之间比例与现代经济要求的结构不相配。在自己的强项制造业群——能源矿产、重化工、重装备制造与加工制造、日用制造中，后两者产业群比重太大，经济的整体结构就像龙虾的两个钳子与尾巴的比例一样不协调，看上去区内制造业规模很大很成功，实际价值生成能力却很小，利润率特别低。比如我们生产一台DVD工厂只赚1美元，而国外厂商仅DVD机芯专利费一台就收7美元，还不算利润。
《中国经营报》：为什么这种产业结构模式无法保证产品获得更高利润？既然它能支持过去二三十年广东以及东部沿海经济的快速成长，因何现在又遇到严峻挑战？
曹和平：在加工制造和日用制造产业发展中，东南沿海“五省三市”（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及京津沪三个直辖市）过去30年主要是对欧洲大陆平原国家，即德法意卢（森堡）比（利时）荷（兰）经济模式的一种模仿，那是典型的“两头在外、中间加工”生产方式。广东的东莞有一段时间生产了全世界70%的电脑电源线，他们是怎么生产的呢？无非就是大量购买原材料，经过一道至数道工序制成零部件，再组装成半成品，最后总装为成品卖到海外市场。这种产业链条在过去15年间出现一个显著的变革特征：在总装的那一端出现三个环节：物流采购（第三方物流）、供应链系统管理和整合信息技术（系统集成），这三者在价值实现总量中占90%以上，而生产制造部分的价值实现还不到1/10。我们的制造产业非常庞大，但后三个环节的产业群却没有获得延伸和发展，导致了中国严格意义上说只是一个世界制造“车间”，而不是“工厂”，因为“工厂”里对定价有决定权的会计和设计部门，全在国外。结果是同一件衬衣在美国卖100美元，而我们出口价格仅七八美元。
“两头在外、中间加工”模式的特点，一是对运输成本特别敏感，越洋运输成本不到近海运输的1/10，近海运输成本又是沿海运输的1/5，沿海运输成本则是陆路交通的1/5，因此沿海“五省三市”早期可谓占尽地理优势；二是对劳动成本特别敏感，虽然同属制造业，但与一个人可以监控一台大机器的重工和装备制造业相比，日用制造业特别倚重大量的劳动力，而我国劳动力资源又过剩。这两方面就是当初沿海地区选择上述生产方式的最有利因素，它使得在物流等后三个环节异常薄弱的情况下，仍然可以保证相对较大的生产利润。但近年来原材料不断涨价，《劳动合同法》的出台又推动用工成本上涨，原有的两大成本优势很大部分被抵消了，再加上人民币升值影响出口需求，就导致了不少加工制造企业陷入经营困境，如东莞今年年初就有3600多家企业因此垮掉。
从“制造经济”到“定价经济”
《中国经营报》：面对现实困境，广东应如何调整才能突破瓶颈呢？你看好其本轮产业转型的前景吗？
曹和平：广东现有产业结构使其制造能力巨大，而定价能力的缺失，又造成了企业面临生存困境，对就业和出口都造成一定伤害。但从另一个角度说，广东抵御这次危机的抗压能力与1997年时已不可同日而语了。早年为了引进外资，即使是技术含量很低的企业，政府也给予土地和用电等方面的补贴，如今这些企业普遍赔钱，如果他们停业或撤出，腾出来的土地反而会得到更好的利用。以广州市为例，去年有3000亿元以上的财政收入，以前对企业“来者不拒”，现在就有底气把一些不盈利的企业“请出去”了。
因此广东的产业结构问题，我认为可以解决。最重要的就是争取获得国际市场上的定价能力，在价值链条中占据有利地位。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物流、采购、供应链管理产业群的成长和壮大外，还需要“泛金融产业群”与之相匹配，也就是大力发展货币市场、信贷市场、期货市场、保险市场、物权市场、产权市场以及各种各样的金融信息中介。只有双管齐下，才能使广东的产业结构更加均衡，使其制造业具有定价能力和品牌优势。广东过去多年的大发展积累了大量的资本，现在正好把危机当成一种机遇性的挑战。
广东省常住人口达9000万，比除俄罗斯外的任何一个欧洲国家人口都多，就人口和经济潜力而言，即使在世界经济版图上也算得上是一个“大尺度经济”，因此更要均衡发展。但众所周知，国家近年来对广东的政策支持优势已不如上世纪80年代，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指标先给了上海、天津，最近又给了重庆，而广东无论从经济总量还是发展潜力都远远超过西部的重庆，两者不是一个重量级的。
现在是广东寻找适合自己增长模式的时候了，而且产业转型一定要落实在行动上。具体一点说，广东要转型就必须瞄准泛金融产业群，重开广州的期货交易所和大力发展产权交易市场等等。另外，广东应该借助香港、北京和本地高校及科研机构的支持，迅速建立物流、采购、供应链管理和整合信息技术，形成技术产业群，才能使广东的产品具有定价能力，从“制造经济”向“定价经济”迈进。
政策应是灵活的“制导导弹”
《中国经营报》：但现在内地不少省区仍在提出“敞开胸怀欢迎沿海地区产业转移”之类的口号，把东南沿海的经济增长方式作为中西部的样板来借鉴，对此应如何看待？
曹和平：我们过去的产业政策有过失误，当时大家并不知道这一点，而是这么多年走过来往回看总结出来的。我们曾对发展经济学中所说的“二元结构”深信不疑：农村资源短缺而人力丰富，城市劳动力缺乏但资源积聚，因此城市里较高的工资会吸引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这个工资差就是所谓的“经济发动机”；城市里的富余资本则会伴随劳动力转移向农村流动，重新配置农村的资源，使传统农业转变成现代农业。但现在看来，这个理论太偏颇。我们发现，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是对欧洲大陆平原经济发展模式的借鉴，这种模式在欧洲取得成效后，第一个大面积推广的就是美国，第二个是日本，然后才到亚洲四小龙，而经济学家对这一系列成功经验的总结，就成为中国沿海经济发展的重要指导了。
相比于欧洲大陆平原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目前更值得借鉴的是瑞士模式。瑞士位于欧洲大陆腹地，95%都是山区，没有1公里的海岸线，缺乏发展经济学意义上的任何地缘优势，但人均GDP位于欧洲最前列，原因就在于它有效规避了地理位置带来的成本劣势。如瑞士的雀巢，采用加盟连锁的经营运作模式，收取高额品牌使用费；瑞士保险业全世界赫赫有名；瑞士的ABB为全世界订立标准；瑞士制药业一粒药丸卖10欧元。这些都不需要大规模的物流体系支持。美国的华盛顿特区、奥兰多及迈阿密以及大名鼎鼎的好莱坞，都是瑞士模式的成功再创造。因此我们今后要发展经济，一定是瑞士模式与欧洲大陆平原国家模式的综合。
但我们的政策实施往往又是滞后的，形成惯性就有了所谓“路径依赖”，现在显然一头栽进上世纪90年代流行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框架中去了，抱住欧洲大陆平原国家的模式不放，还要求中西部都来学习，这不仅是广东的灾难，还是中国的灾难，反映出决策层、学术界、企业家及媒体这四个经济发展过程中最具活力的群体智慧上的懒惰。政策不应该像子弹，射出去就不回头，而应该是制导导弹，适时进行必要调整。简而言之，我认为广东有必要建立一个欧洲大陆平原和内陆山地国家经济增长方式的综合体，超越今天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单极化趋势，形成多极化发展，为世界贡献“中国版”的发展经济学。
实习生 梁宵采访整理
追踪报道
远去的三鹿 苏醒的工厂？
10月8日，记者再次来到河北省行唐县的石家庄三鹿太行乳业有限公司。但是，这家企业大门一侧悬挂的标牌上原来的“三鹿”字样已经被抹掉，刺眼的空白之处看上去就像一个尚未愈合的“伤口”。
厂内的行唐县质监局驻厂临时办公室里，副局长李军华让工人加装了一张上下铺的架子床，因为原来只住3个人，现在增加到了5个人了。从9月15日至今，该局人员吃住都在厂里，先是“看守”已经查封的生产车间、库房、原料和产品，“十一”前后，生产车间里重新启动了机器，他们就负责对从收奶到制成奶粉的全程质量监测。据李军华介绍，当地政府出资10万元，购买了一种叫做“高效液相测谱仪”的专用设备检测三聚氰胺，每一批乳制品必须经驻厂监管组签字后方可出厂。
门前冷落将近1个月后，太行乳业及三鹿集团在行唐县的另一个分厂行唐三鹿有限公司的院内又来了奶罐车。在三鹿集团总厂和其他多数分厂仍“停业整顿”之际，它们之所以能复工，是因为其生产的奶粉在前一阶段国家质检总局组织的检查中没有检出三聚氰胺。
“尽快复工也是为了解决奶农和奶厅卖奶难的问题，力求保住奶农的积极性。”行唐县宣传部一位负责人对记者说。很明显，积极促成此次复工的行唐县政府已不打算再和三鹿这个品牌有什么关系了。但这两家三鹿集团控股51%的企业复工后不得不面对最大的难题：生产什么产品？如何解决销路？
记者在工作人员带领下，进入了三鹿太行乳业的生产线观摩车间，据其介绍，现在的生产线省去了包装环节，可以推断，他们生产的奶粉已经不再使用原来的“三鹿”包装了。
“我们近日的产量大概每天六七吨，比原来大大减少了。”行唐三鹿总经理杜宝清对记者说，“利润较低的产品基本不生产了。”据他透露，经过多方协商努力，公司生产的奶粉销售给了山东“旺旺”、河北“小洋人”集团以及“飞鹤乳业”等同行，每吨3500元左右的加工费用由行唐县政府先行垫付，目的是解决奶农倒奶卖牛的问题，企业的利润不是第一位的。
对于县内这两家三鹿分厂的前景，行唐县政府似乎有了初步的想法。“它们原本都是行唐县属企业，当初之所以加盟三鹿，是想背靠大树好乘凉。”行唐县一位政府官员说。现在县政府有意重新让两家企业恢复“自由身”，对财政收入也有好处。据知情人介绍，长远的打算是，将来两家企业会以独立品牌进行生产。
不过，这一切能否实现还要取决于三元收购三鹿的谈判结果，知情人士称，最后各方肯定要进行一些协调，因为如今这两家企业没多少自有资金，打自己的品牌会有很多困难。
对行唐县来说，三鹿事件发生之后难得的好消息是，10月7日，台湾旺旺集团石家庄明旺乳业有限公司投资3000万美元的二期奶粉线项目在该县上方乡上方村南奠基开工，预计2009年8月底投产，建成后日处理鲜奶400吨，年产工业奶粉15000吨，产值达4亿元。届时令人头疼的鲜奶滞销问题可望得到彻底解决。
10月8日下午，一位前来三鹿太行交奶的奶厅老板被告知其鲜奶经检测不合格，只得拉回去。“又只能倒掉了。”面对记者，他一脸的苦涩和无奈。
读者反馈
尊敬的编辑：
拜读贵报9月22日A21版《三鹿“结石奶”真相》时，发现有一处计算上的错误，对整篇报道中“毒奶粉”成因的经济分析影响较大，特此指出。有关原文如下：
据当地一位开设奶厅的奶贩子告诉记者，市场上奶价虽然经常变化，但他们的收购价与卖给三鹿之间的价差，通常稳定在每公斤4角钱左右，算下来一吨奶的毛利润是400元。如果通过掺假多造出20％的奶，每吨可多挣80元。以（奶贩子）马耿林每天3吨的挤奶厅算，一年下来可多挣近9万元。
我认为，奶贩子掺假后多出来的20%原奶是凭空“制造”出来的，是零成本的（造假使用三聚氰胺成本很低，这里先不考虑），因此这部分的利润是100%。以每天3吨的挤奶量，每公斤奶的正常售价1.6元计算，仅多出来的20%一年产生的非法利润高达35万元以上！在如此“天文”数字的暴利诱惑面前，又有几个奶站和奶贩子能够独善其身，对三聚氰胺说“不”呢？深圳读者
编辑回复：首先感谢这位热心读者对本报的支持和厚爱，同时就上述计算中存在的疏漏向广大读者表示歉意。的确如这位细心的读者所指出的，那些缺少严密质量监管而又良心泯灭的奶贩子，面对超出正常经营利润数倍乃至数十倍的掺假暴利，很难不动心。
欢迎参与讨论，来函请发至
tanhongan@cbne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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